繁花落尽,天梯消逝。我回到台中的中兴大学,履行我回原校服务三年之约。家已搬去台北,所以我每周二由台北乘早上七点开的光华号火车去台中,周五晚上六点搭乘自强号由台中回台北。星期六上午在台大教研究所的“高级英文”课。有两天时间靠一位女佣协助,努力作一个家庭主妇,住在父母家对面,共享一个巷院,一切都在呼应范围之内。但是父母已经七十多岁了,我的三个儿子都进了青少年阶段,我每星期二早上五点多钟起床,准备家人早餐,再去赶火车。内心万千的牵挂,有时天上尚见下弦残月,我离家时真是一步三回头——最初只是践约,渐渐地,我回到台北,也会牵挂台中那一间小楼里的系务了。
中兴大学外文系的成立是我多年梦想的实现,在林致平、汤惠荪、刘道元三位校长任内,我都不停地以一个教员的力量在推动。作为中部唯一的国立大学,总应该有文学院,文学院设立后先成立了中文系和历史系,外文系最困难的是师资。那时全台湾合格的外文系教授人数不多,英美文学博士仍是“贵重金属”,渐渐有少数学成归国的,到了台北就被台大、师大、政大、淡江、辅仁等校留住了,不愿到“外县市”去。同在台中的东海和静宜有他们自己的修会师资来源,国立大学有较严的资格限制。这个问题就是理想与现实的最大差异之处,我在过去那些年,侈言文学教育的重要时,并未预想到。
当我一九六九年春季班开学前回到中兴大学时,发现我已被“发表”为新成立的外文系系主任,而且新招收的第一班学生四十五人已上课一学期,系务由教务长兼代,课程按教育部规定开设,几乎全是共同科,与中文、历史两系合开选修课程,逻辑学、文学课程到二年级才有。我回国第一次进了校长室才懂,我由美国写来的两封信说学位尚未拿到,系务工作不懂又无准备,只能作个尽职的文学教员而已,不适合当主任的真实话,在校长与教务长(那时尚无文学院院长)看来只是民族美德的谦辞。已升任正教授,且得到教育部的红色教授证,多年来努力推动成立外文系,如今外文系已经“给你成立了”,系里就这几位名人(教大一英文、法文、德文等,六人中有一半已六十多岁),等了你半年,你不管系务谁管?
教务长王天民先生原是我的长辈,由校长室出来。看到我“惶恐”为难的神情就说,“我相信你是有能力做的,公事上的问题可以来和我商量。这里对系主任有保守的期待,以后少穿太花的裙子。”那时流行短裙,而我长裙短裙都没有,上课只穿我宽宽绰绰的旗袍。
就这样,我由苦读的书呆子变成了系主任,面对的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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