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幅提高,急迫需要现代化的设备。
局里先派裕昌等人去日本,再由陈德年先生率领去美国考察。一九五四年后,以台湾铁路实际情况开始拟出安装CTC系统设备的计划,先由裕昌详列由彰化至台南(当时仍是单轨)一百四十二公里,二十七个车站的号志机及行车转辙器的第一期计画。制部招国际标,由瑞典的易利信(Ericsson)公司得标,自一九五七年开始在彰化动工装设。动工前一年,铁路局分批派许多电务员工前往瑞典实习。裕昌所译的《中央控制行车制》(一九五九年正式出书)原为自己兴趣研究的手稿,已被印成简易手册,作为工程有关人员必读。到瑞典验收待装的设备时,Ericsson的负责人认为,MrLoh才对此通讯系统之了解精确完整,“可以对话”,对台湾铁路施工及使用有相当信心,双方合作愉快。
但是,一九五六年的台湾,对瑞典人来说,大约是个完全神秘不可知的落后地区或末开发的亚洲丛林。他们派到台湾铁路来的工程师Jocobsson先生,在斯德哥尔摩搭飞机到香港转往台湾之前,在机场与家人告别时,他的母亲哭得好似生离死别一样。他到台中数月后,觉得可以活下去,才把太太接来。他说,用四百个英文字可以跑天下,他太太的英文比他多很多字,到了台中看到我可以用更多的英文帮助他们衣食住行,极为安心。
那时,台中(或者全台湾)的家庭还没有人用煤气(或瓦斯),仍是用一种直径十七、八公分(七、八吋)上面凿了许多洞通气的煤饼放在瓦炉子里煮饭,宽裕一点的人家间以木炭炉烧水煮茶。铁路局的办事员给Jocobsson夫妇租了一所新盖的水泥小洋房,帮他们雇一个“会英文”的女佣,买了必需的家具。那时刚刚有三轮车代替黄包车,送他们进新家时,我指给他们看巷口的三轮车“站”,并且把我家地址写在纸上留给他们,有事可以去我家(那时尚未装市内电话)。
当天晚上,Jocobsson先生就坐三轮车来敲门,他说蚊子太多了,怎么能睡觉?女佣说自来水不能喝,烧了一大壶开水太烫不能喝,需要几个瓶子装冷开水。我把客房用的蚊帐借给他,再拿几个干净的空米酒瓶给他。
过了两天,换Jocobsson太太坐三轮车来看我,坐下不久就哭起来,说她丈夫早上去彰化工地上班,很晚才回家,她terriblyhomesick。我去找了一只很漂亮的小猫送去给她,那只刚刚三个月的小狸猫十份可爱,大约很能安慰她的思家之情。我也常去带她走走,但是台湾和瑞典的文化、气候差异太大,她可真是举目无亲,半年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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