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来台大只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助教,因为初到,落脚住在马家,却看到台大初具规模的大局。不久即出任校长的陆志鸿教授和另外几位早期教授,住在前面两条巷内。几乎每天往返与马叔叔等讨论校务,有时也与尚佳青田街等待遣返的日本教授询问原有各事。走到门口就常听到马叔叔宏亮的笑声,他们想的都是未来远景,最早重点是保持台北帝大最强的热带生物科学研究和医学院,切实地充实台大医院的教学
与服务。当年奠下的基础至今仍是坚强的。
到台湾三个月之后,在台大外文系面对着那两屋的书,开始一堆一堆地整理,一本一本地看,大致作个归类,其实是个很能忘我的幸运工作。但是,我的心是飘浮状态的,下了班,沿着榴公圳往和平东路、青田街走,心中是一片空虚,脑中起起伏伏想着:寒假要不要回上海的家?回去了要不要再来?再来,除了搬书,没有任何需要我的事。在台湾大约只有六个人知道我的存在。满怀愁绪,落寞孤独的一个人,在黄昏的圳沿走回一个铺着日本草席的陌生房子。
除夕那天,锁上外文系的门往回走,天黑得早,到了青田街巷口,靠街的一间屋子灯已亮了,由短垣望见屋内一张桌子围坐了一家人,已开始吃年夜饭。那情景之温馨令我想念北平的妈妈、妹妹和上海的爸爸,思及我自己这种莫名其妙的“独立”,眼泪涌出。疾行回到马叔叔家,餐桌坐着几位单身来台的长辈,喝着日本人的温热的清酒。
新年后某一天午后,我这全然的孤独有了改变。
那天,雨下得不停,百无聊赖之际,我穿上厚重的雨衣,到巷口和平东路搭公共汽车去荣盯(今衡阳路、宝庆路、博爱路一带)买一些用品,那时只有三路公交车在警察派出所门前(六十年后的今天仍未变)。
雨下得不小,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女子等车。她全身裹在雨衣里,雨帽也拉得很低。车子许久不来,我就看看她,在那一剎那,我看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脸,她也看我,我们几乎同时问道,“你是武大的杨俊贤吗?”,“你是武大的齐邦媛吗?”
如此奇妙,我找到了连缀过去的一环。
杨俊贤是早我两届的经济系学姐,在女生宿舍见过,但并没有交往,她随姐姐来台湾进入电力公司会计处工作。同来台湾的还有她的同班同学余贻烈,在台湾糖业公司营业处工作,两人已订婚,那时都住在姐夫戈褛江(我们叫他戈桑)农林处的日式宿舍,大约是青田街九条通,与马家只隔三、四个巷口。杨大姐希贤在师大家政系任教,是前三届的系主任。他们夫妇二人豪爽热诚,女儿戈定瑜(乳名宁宁)当时四岁,和父母一样经常笑口常开,有时给我们唱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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