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教室、宿舍、餐厅甚至运动场上,左派同学们已半公开活动,读书会、歌咏团。既不再有抗战心情,竟大半狂热于苏俄书籍和革命歌曲如《东方红》等等。那一年在珞珈山最红的女同学王云从,大概是领导人之一,很亮丽,很酷,从不在女生宿舍与人作“小女子语”。有一天下午我从操场经过,看到一场排球赛,场外可以说是人山人海,大家全注目着王云从,只见她不但球技好,且全场指挥若定,绝非一般大学女生姿态,那种战斗的魅力我至今记得清楚。
缪朗山教授所发挥的影响则更巨大。但比起西南联大闻一多和李公仆、潘光旦等人当然是小巫见大巫。他们在联大骂现状批政府的演讲、激烈活动。乃至身殉,引起全国学潮,帮助中共影响知识分子,意义是不同的。
缪教授自抗战中期起到武大任教,上课、演讲、座谈都很吸引学生。由内容丰富的俄国文学作品引申至骂中国时局,骂政府,穿插许多恢谐言谈以自嘲嘲人,听时很“过瘾”,场场客满,也引领许多不满现状的学生“前进”,投入左派阵营。但他自称并非共产党员。
一九四五年二月初,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。他去见王校长,请校方保护,校长说无法保证。请他离开以保安全。学生对这件事的反应很激烈,有些老师认为他太爱说话,在文学课上讲太多政治是不太妥当的。系主任朱光潜老师想挽留他,但校方认为没人敢保证缪教授究竟是什么背景。然而因前线战局转折,正式公文并未发出。寒假后开学,盟军在欧洲大胜,苏俄抢先进占柏林城,保住了缪教授的职位,所以我三年级读了他一年的俄国文学。那一年。一九四五年秋季到一九四六年夏,他还很顾及课程的内容与进度,守住了文学教授的本份。但回到珞珈山,缪教授的课演变成三分之一文学。三份之二政治。他的政治攻击语言配合戏剧性动作,在中共由敌后到公开的攻城夺地开始之时找到了着力点,更具有煽动力。外文系师资刚复员武汉还不够充实时,他的舞台扩张至全校。那是一种潮流,一种趋势,几乎没有人敢公开批评他的言论。
袁昌英教授的丈夫杨端六教授留学英国,是货币理论专家,与刘乃诚教授连手将武大经济系办成培养数代经济人才的重镇。夫妻俩与武大相守二十多年。在抗战艰困中。这一批学术报国的读书人守住学术标准和学者尊严。当他们研究“前进”的女儿杨静远攻击现状时,做父亲的娓娓相劝,“固然现在政府缺点很多,可是转过来想想,如果现在没有它,我们还能好好地在这里过日子吗?日本人早把中国灭了。国民政府虽不好,我们完全靠它撑持,才打这七年仗。而且要说它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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