伤残的左臂。两人肯将俊秀挺拔的外表下最隐密的伤痛相示,终至无言相依,直到他姐姐回来。
山中月夜,纯洁的相知相惜情怀,是我对他最深的记忆。
回程路上,俞姐姐邀我和他们一起到成都搭M中校的飞机回上海。我说父亲现在南京,我应该先回重庆跟母亲相聚至七月底一起回北平。但是我渐渐被她说服,到上海先住她家,接着要去南京和北平都容易,何必又坐江轮,上下码头回沙坪坝……。
回到乐山。我立刻给母亲写了封信,附了俞家上海的地址。
俞姐姐约好来接我之前,我早一些提着箱子到门房与老姚道别。我全心诚恳地去向他道别。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我那三年的生活。宿舍里满处破书废纸,同学们差不多都散了。巧珍和余宪逸走的时候。老姚告诉她们,他以后会回湖北黄阪乡下,家里已没有什么人,如果景况不好,也许会回乐山找个小房子养老,武大已给了他资遣费。
我坐在门房等车的时候,老姚说,“你刚来的时候,成天就等那空军的信,对不对?唉,他死了已经一年多了吧。后来那个黄先生白跑了两趟,没有缘份。这三年你到是展本分的。这个俞先生的姐姐亲自来接你,看来他们家很有诚意,我看了都很放心。
我说,“老姚,他们又不是来求婚的,我还要读一年书才毕业呀?”
老姚笑了笑,极和蔼地向我挥手道别。
我离开乐山时带走的是老姚的祝福。他是那三年中唯一登记了我最后的浅蓝色信和信潮后的沉默的人,对最近一年出现的两位男子,用他近乎全知的评估,嘉许了我的“本份”。但是,我的“本份”是什么?
就这样,我脚不沾地似的乘上美国军机,“复员”到了上海,只几个小时之后,我就成了另一种异乡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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