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乐山的两年,我的生活似乎分成了两个世界。由水西门作界线,左转出去往文庙走。上课,看布告,读墙报,看各种展览(名家如徐悲鸿、关山月、丰子慎、凌叔华等,当然以地方人士和师生作品为主);从水西门右转白塔街回到宿舍,则是一个
吃喝起居与人共处的现实世界。
我与赵晓兰搬到新房间不久,同房一位法学院同学邀我俩晚饭后丢“读书会”。我想去读些新书多么好,便兴冲冲地去了。
会场有三十多人,男生多于女生,那天正在讨论俄国作家高尔基的《母亲》,这本书我在南开时读过,很感动。下一次指定的是萧洛霍夫《静静的顿河》。书由大家传着轮流看,女生宿舍由我同室的侯姐姐(她休学回来复学,比我们大二、三岁)负责。我跟她去了三次,会场的讨论非常激昂热烈,充满了政治控诉,唱很多俄国民谣和《东方红》等歌。
在南开中学时没有晚上的活动,我周末回家,也从未听说有读书会,所以对我而言是新鲜事,在家书中很兴奋地提到。不久,父亲来信说,“现在各大学都有“读书会”,是共产党吸收知识分子的外围组织,如今为了全民抗日,国共合作,所有社团都公开活动,吾儿生性单纯,既对现在功课有很大兴趣,应尽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图书馆多读相关书籍,不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。国内局势仍在低潮,前线国军真可说是在浴血守土。吾儿只身在外,务望保持健康,面临任何事时都必须沉得住气。”(这样的信,这些年中我仍字字默记在心。)
自此以后。我便不肯跟侯姐姐去读书会,推说功课忙要背书,还把抄的笔记给她看,济慈的《夜莺颂》又长又难,我刚去图书馆借了本冷门的原文书,时时在查字典。她便只带赵晓兰去了。回来后更大声地唱那些《喀秋莎》、《东方红》等歌。从此不跟我说话,在走廊上碰到我,故意把头猛然扭过去不看我。而真正令我伤心的是,赵晓兰也渐渐不理我了,住在咫尺之内却形同陌路。
于今回顾,共产党藉由读书会吸收年轻学生是有迹可寻的。
抗战时期,有一半的年月是国共合作的,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曾在重庆。毛泽东本人曾被选为一九三八年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(张伯苓任副议长,当年任议长之汪精卫竟于一九四0年一月与日本签订卖国密约,不久去南京组成伪国民政府!)之后,毛前往重庆开会表示支持一致抗日的立场,同为参政员的我父亲曾与他相遇有过简短谈话。
共产党的《新华报》,自一九三八年初在汉口正式出刊后亦移至重庆,直到抗战快结束才停刊。在报纸是唯一新闻来源的时期,他们的言论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与学生。
周恩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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