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我一样待遇。
一九三九年春天以后,日本飞机加强轰炸重庆,除了下大雨,天天来,连有月亮的晚上也一定来。民间赶修的防空洞只能挡爆炸碎片,若被直接击中则只有毁灭。重庆四周高山之上设立许多防空监视哨,空袭时便在哨前长杆上挂起一只红色灯笼,并且响起一长一短的空袭警报。敌机侵入一定范围之内,再挂一只红色灯笼,接着响起紧急警报,急促的一长一短的警报响彻山城内外。那种尖锐凄厉的声音,惊心动魄,有大祸临头的死亡之音,尤其月夜由睡梦中惊醒立刻下床,扎上腰带穿鞋逃命,那样的惶惑和愤怒,延续数年的警报声,在我心上刻画了深深的伤口,终生未能痊愈。南开没办法在平地上修防空洞,只能在空袭警报时立即疏散,每次周会就领学生念口诀:“一声警报,二件衣棠,三人同行,四面张望……”。
我们女中教室后面是一些小小的沙丘。像千百个狐穴,跑出去时就三人找一丘靠着。天晴时,可以看到两翼漆着红太阳的日本轰炸机,看它机翼一斜,肚子里落下一串串银色的尖锥形炸弹。有时,看到我们的驱逐机从反方向迎战,机关枪的声音在空中响起:有时则看到冒烟的飞机,火球似地向地面坠落。我们心中燃烧着对日本的痛恨,这样的心情,是我生长岁月中切实的体验,很难由心中抹灭。长长的八年,在自己的国土上流离,没有安全感,连蓝天上也是暴力,怎能忘怀?
这一年六月。政府下令七月以后各校学生及老弱妇孺都尽量往树木多的郊区疏散,减少伤亡。有一天,李心娥对我父母说,她父亲邀我们到他驻防地一处名叫黄桅标的地方躲避一下,暑假后能上课再回来。我父亲问了她父亲大名及军区,知是云南军的一位师长,李弥将军。
暑假开始,母亲、我及两个妹妹过了长江,过江的时候,船夫嚷着,“挂球了,快点划,赶快拢岸!”由江岸搭上军车,车行约三十里到一个群山环绕的小镇外临时军营。李心娥的父亲戎装出来迎接我们,我真想不到瘦弱的她有这么漂亮威武的爸爸。他第三天就到另一区防地去了,直到八月底我们回沙坪坝才回来。
在黄桅桦军区,我又有另一个颇可自傲的经验。住下后第三天早上。李心娥带我去骑马。幼年时在东北家里,爷爷有马,村镇之间多数男人也骑马,但那是我不可企及的梦啊…这天清晨,勤务兵牵来两匹大马,我们两人都比马背还矮。马兵说每天早上都须榴马,把我们这么小个的“女娃儿”放在马背上,马都“不晓得”!
李心娥很明显的是会骑的,她一跃而上。而我,站在马旁——是师长的马,他们优待我,简直手足无措,想逃走。但见马兵微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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