讨,朝不保夕。土地的高度集中,苛重的封建剥削,将广大农民逼得走投无路,无以为生,社会阶级矛盾迅速激化。在乾隆中叶社会矛盾普遍激化的情况下,川、楚、陕地区尤为尖锐激烈。这些地方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手里,大部分农民沦为佃农,终岁勤恳劳作,所得粮食除完交地主租息外,余存无几。“且佃户惟恐地主夺田另佃,往往鸡豕布帛,无不搜求准折,甚至有卖男鬻女,以偿租者。”③而这些地区政治的黑暗腐败,官吏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更甚于他处。乾隆末年,毕沅为湖广总督,福宁为湖北巡抚,陈淮为湖北布政使,这三人官官相护,千方百计婪索民财。当地人民形容他们三人说:“毕如蝙蝠,身不动摇,惟吸所过虫蚁;福如狼虎,虽人不免;陈如鼠蠹,钻穴蚀物,人不知之④。”乾隆末年,清政府为了镇压苗疆起义,“派及数省,赋外加赋,横求无已”⑤。由于湖北临近湘、黔,故差徭尤多,贪官酷吏,藉此“奉一派十,渔利侵肥”⑥。在封建统治者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,这些地区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迫离开祖居之地,成为流民。当时川、楚、陕边界的南山、巴山老林地区成为四川、湖北、河南、江西、安徽等省流民的集聚之地。
在四川、湖北、陕西三省交界地区,群峦起伏,丛林密布,千山万壑,深谷纵横,自然形势十分险峻。乾隆末年、嘉庆初年聚集在这里的流民达数百万之多。他们主要是失去土地的农民,失业的水手,以及因清政府的严缉而失去生活手段的靠私盐、私铸为生者。这些人扶老携幼来到深山老林,结草为棚,或垦荒,或到木厂、炭厂、林厂做工,但仍摆脱不了地方官吏、地主豪绅、地痞恶霸的压榨、欺凌。这些社会恶势力串通一气,“无风生浪,遇有棚民有事,敲骨吸髓”⑦。山民受其摧残,无处可以评理,更没有地方可以伸冤。备受凌虐的流民,被逼铤而走险,走上了以斗争求生存的反抗之路,流民成为川楚陕农民起义的基本群众。
川楚陕农民大起义是以白莲教为纽带,经过长期的酝酿、宣传、组织发动起来的。白莲教是一种历史久远的流传于民间的秘密宗教。白莲教向人们揭示的光明战胜黑暗的前景,它所宣传的“有患相救,有难相死”⑧的贫困相助,患难与共的互助精神和“教中所获赀物,悉以均分”⑨、习教之人“穿衣吃饭不分你我”⑩的教义,它的传教者采取的以行医、贸易的合法身份、授人以拳术、静坐、气功等健身方法的传教手段,对于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破产的农民,失业的手工业者有很强的吸引力,故信奉者日众。白莲教自传世以来,一直是作为历朝封建统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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