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村人。”
“同村?那嫌疑人范围就缩小了不少。”吴错道。
“说是这么说,但凶手下手特别干净利索,始终没找到直接证据,而且三颗人头也一直没找到。像这种大案,上面限制了破案时间,我师傅急得起了一嘴大水泡。
当地派出所也着急,组织村民配合调查,让我们挨家挨户地检查镰刀,一遍排查下来,几个与牛家三兄弟交恶的人却都排除了嫌疑。
哑巴父子也在我们的嫌疑人名单上,但哑巴家的镰刀很旧,看起来好几个月没用,已经生了锈,就连刀柄的木头都裂缝了,显然不是凶器。
案子没有进展,我和师傅几乎天天住在村里。我记得很清楚,那是案发后的十三天,邻村有集市,好多村民大清早就去赶集了,村民陆续回来的时候,有人买了一把新镰刀。
这倒是让我们受了启发,我和师傅就赶到集市,找卖农具的打听——那会儿实在是没办法了,只能死马当活马医——我们给卖农具的看了几组嫌疑人照片,问他这些人里有没有最近买过镰刀的,你猜这么着?卖农具的老大爷一下子就把小哑巴指了出来。
老大爷说那大概是几个月前,两个哑巴从他这儿买走了两把镰刀,当时小哑巴抢着拎东西,生怕他爸累着,特别孝顺,老伯还在心里想:这么好的孩子是个哑巴,可惜了!所以印象比较深。
有了这条线索,哑巴父子瞬间成了重点怀疑对象,他们也察觉到了异样,开始装聋作哑——你们别笑,我这形容还是很贴切的,原本我们还能凭手势简单交流,可是一比划买镰刀的事儿,他们要么干脆看不懂,要么胡乱比划一通。为这个案子还专门从市里找来一位手语老师,可人家愣耍赖,老师也没辙。
虽然交流上出了障碍,但两人的态度更让我们确信,凶手就是他们!”
“可是没证据啊,”吴错道:“凶器没找到,现场痕迹也不是直接证据,没法定罪啊。”
徐行二点头继续道:“的确是难,不过一处细节还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”
“什么细节?”
“有一天晚上睡不着,我躺在床上,脑子里不自觉地过起了跟哑巴父子打交道的画面,我就想起来,第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,小哑巴正蹲在院子里刷锅,那是一口挺大的铁锅,当时正好是饭点儿,谁也没留意,可是一琢磨就觉得不对劲儿了,两个人有必要用这么大一口锅吗?
更重要的是,锅里沾了一层油,就是那种发白的动物油脂,可是我记得很清楚,进屋的时候父子俩才刚吃过饭,碗还没收呢,两人的饭菜要多清淡有多清淡,一点油水都没有。
我想到一个可怕的情况:人头可能被煮了。”
徐行二讲述得抑扬顿挫,吴错后背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大概是想调整气氛,他打开了车载收音机。某男科医院广告突兀地在车里响起,吴错只得尴尬地又将收音机关上。
正开车的闫儒玉没绷住,噗嗤一声笑了出来,吴错直接忽略,一本正经地问徐行二道:“可还是没证据啊。”
“那时候的农村没有下水道,夏天洗衣服、洗锅的脏水就直接泼在院子里,我和师傅几乎是一寸一寸地将哑巴家的院子翻了个遍,你别说,就在哑巴家经常泼脏水的地方,还真让我们找到了三块特别小的骨头渣。”
徐行二拿两根指头捏着一道小缝比划道:“就这么大点儿。那会儿的技术不比现在,别说DNA鉴定了,就是想确认这骨头是人的还是动物的都难。
案子就此成了悬案,案宗、三块碎骨,还有死者的DNA检材全部保存了起来,直到我师傅退休那天,市里引进新技术,建了全国第一个DNA检测实验室,师傅将旧案的材料送检,确认三块骨渣与三名死者中两人的DNA匹配。
时隔整整14年,悬案终于告破,证据链完整,哑巴父子归案,凶手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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