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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主与勋臣、与文臣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。就勋贵而言,皇室一直对勋贵委以重任,五军都督府的掌印是勋臣,京军主力十二团营的总兵是勋臣,漕运、两广、湖广的总兵也多委任勋臣,就连云南、甘肃等边陲之地,也是由勋贵世代镇守。
此外,皇帝的亲卫锦衣卫也多挑勋贵弟子担任。世袭军官在普通军队中也占据了半壁江山。皇室内部的册封礼和祭祀礼也会要求勋贵出席。宗室贵女也多与世家大族联姻。这些军功贵族,早就与皇室建立了紧密的联系。
然而,有联系并不代表二者之间的利益诉求始终一致,归根结底,皇帝是天下人的皇帝,他为政要从公出发,否则就会国运衰颓,宝座不稳。可大部分勋贵经历了这么些代,早就忘记了祖辈反抗暴/政的初心,他们事事都以私为目的,当皇帝举措有利于他们时,他们就举双手赞成,一旦损害了他们的利益,那他们就会立刻拖后腿。
就文官而言,这些经过科举制选拔上来的儒家精英是君主统治的根基。他们对君主的忠心毋庸置疑,毕竟儒家最高理想——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中,必须要有一个圣君的角色。然而,忠心也不代表事事依从,他们中优秀的成员,一方面拿着纲常伦理、祖宗成法约束皇帝,一方面极力扩大文臣的职权范围,他们以为自己是在为国尽忠,为主效命,但落在任何一个皇帝眼中都是大权旁落,必须要制衡。至于他们中卑劣的那部分人,则和勋贵、内臣一道,拼命以权谋私,以公肥私,将整个大明官场,搅得是乌烟瘴气。
在这样的基础上,君主对待勋臣和文臣的策略就势必是依时、依地、依事而变,看似矛盾,可根本却都是为了维护统治,拱卫皇权。就在正德一朝,三者之间的联系就发了两次逆转。朱厚照初登基时,采取扶持勋贵,打压文臣的策略,就连都御史戴珊家的惨祸,也被他生生按了下去,就是为了维持文武制衡的稳定局面。
可后来,高层文官们渐渐转变了策略,他们愿意扶持平民武将来掌控兵权,这又合了朱厚照的意,随着东官厅的设置、王守仁的大放异彩,皇帝又逐渐和文官靠拢起来,站到了世家大族的对立面。
特别是这两次,勋贵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,在汝王世子一案中推波助澜,在李越巡边事中暗自运作,都是在削弱文官的力量,生生将文臣们往皇帝的船上推。这种时候,已然明白了烹小鲜之道的朱厚照,又怎会不抓住机会,把人绑在自己的车上呢?
他一开口就表明了自己的善意,明面上的意思是他想保住王守仁,可其中的深意却是他是愿意和士大夫共治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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