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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敬脸上一时风云变色,他待朱厚照睡安稳些后,就即刻出了宫门,去了通政司。此时天光乍亮,通政使本人都不在,只有一个左参议在此。
通政司的左参议不过是五品官,萧敬却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,又被赐身着蟒袍,权势之煊赫,堪比外头的部院大臣。他开口就说要提前取走宣府李御史的奏疏,左参议如何敢不应,立即就麻溜地取出来。
萧敬坐进了轿中,就忍不住开始翻阅月池的奏疏。他先粗粗看了一遍,本以为李越被贬出京,又大病一场,再怎么样,也该写几句软话,哪怕提一句谢恩都是好的。
可让萧敬万万没想到的是,李越真能犟到这个地步,满篇都是官样文章,所谈全部都是公事。萧敬还打算拿这封奏疏去宽皇上的心,可现下看来,不把万岁再气病就是好的了。
萧敬重重把奏本一摔,埋怨道:“年少气盛,不知好歹。”
他不死心,又拣起来准备再看一回,谁知,这一回却看出了别样的意思来。按理说,不论是为升官发财,还是为与圣上赌一口气,李越在宣府都应费尽心思做几桩大事,可这奏疏中尽谈得却是宣府的底层治理,所举的事例皆是小案。萧敬按捺住不解,细细读下去,谁知越读越惊喜不已。
譬如就申家屯村的劫匪、流民扰乱治安一案,有些官吏就是抓人了事,但是李越不这么做。他写道:“世上既无生而治之的良民,也无生而乱之的暴民,治乱与否,不在百姓本身,而在治道是否得当。”
在他看来,宣府数村的不稳虽是小案,可细思背后却有大弊。萧敬看到此心中称是,他也是穷苦人家出身,否则也不至于入宫做了太监,寻常老实巴交的百姓要不是被逼得活不下去了,谁会敢来和朝廷作对。
他继续看下去,李越认为流民四起有以下几个缘由:一是鞑靼长年在春秋时节烧杀抢夺。百姓春耕不及,秋收时又两手空空。有些人辛苦一年,到最后竟然同白做没有两样,再加上地租的高昂,他们被逼无奈,只能出来流窜。二是近年灾荒连连,灾民在本地得不到救济,于是出来逃荒。三是豪强劣绅,侵占土地,淫辱妇女,有些长工忍无可忍,索性动手杀人,背上命案之后,只能外出逃亡。
并且,流民的出现意味着本地的人口流失,人口流失直接带来的就是赋税不足。地方官吏为了保证税额,竟然推行“陪纳”制度,将流民身上的赋税强行让同乡代为缴纳,这就让本地的良民也跟着一齐破产,被迫流亡。
并且,这会带来恶性循环,逃得乡民越多,陪纳的数额就越大,而陪纳的数额越涨,负担不起的乡民逃窜得也就越多,长此以往,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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